当前野生中药已遭“竭泽而渔”，道地药材亦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中药生长环境的改变带来药效的变化、生产模式的改变带来毒性的变化，同时这也偏离了传统中医药的理论。中医药面临着医无良药的尴尬局面。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瑛教授断言：“中医将亡于药！”作为华夏年文化结晶的传统中药，到底怎么了？

在人类“回归自然”的潮流中，中医药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同样由于中医药的优势和现代医学局限性，世界也需要并能够接纳中医药，中医药已经走出了国门。因此中医药存在广阔市场，然而当代大部分中药材需要种植和养殖才能供应。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中药种植新技术存在很大优势，但是由于中医药理论特点以及中药材在种植过程中的特殊性，如果不能规范的管理，中药药效一定会降低甚至改变。中药的质量问题是中医药的发展“瓶颈”，虽然中医疗效来源于理法方药与病症相应，然而影响因素也很多，其中药物是基础，没有稳定的药物则疗效无法保证。传统中药以野生为主，更有道地药材，而当前中药的质量并不理想，正如有老中医提出[1]“中医将亡于药”。本文就现代中药种植的现象提出思考。

1.生长环境改变药效下降

在地球上高等植物的分布与环境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性，其遗传特性是长期进化适应环境的结果，现代表观遗传学理论也证实了这一点。在适应性进化过程中，高等植物体内的一些成分(如代谢产物等)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与环境对代谢影响有关[2]。正如陶弘景曰：“诸药所生，皆有境界”；《本草衍义》中论及“凡用药必择州土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新修本草》提到“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乖于采摘，乃物是而实非”。

中药材历来讲究原产地，即所谓“道地”药材，而道地药材质量好、疗效稳定，并且得到广泛认可。如甘肃的当归，宁夏的枸杞，江苏的苍术、薄荷，广东的砂仁，东北的细辛、人参，河南的山药、菊花，山东的阿胶，山西的党参，云南的三七、茯苓等[3]。另外传统种植草药的方法也有一些规范，如某些药材不能在同一地连续种植多年，两次种植中间需间隔一定年数。清代医家徐大椿在《药性变迁论》论述：“古方所用之药，当时效验显著，而本草载其功用凿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应有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传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

有人认为“这是五千年来通过实践摸索出的规律，大量研究表明，一旦改变了环境，药效往往就不行了。”“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环境变、物性亦变的明证。万物因其所固有的生态环境而各具特殊的禀性，这是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既往中药如需异地种植，必须经过三代，以考察是否仍有疗效。用第一代的种子种第二代，第二代的种子再种第三代，直到三代药材的疗效和原产地药材一致，才允许移植。

中药的产地、生长环境非常重要，极大的影响中药的疗效。生态环境要素作为影响中药材品质的一个主要因素，并作为道地药材形成的源头，一直以来是研究的重点，但基于生态环境要素的多样性，它也是研究的一个难点。生态环境要素包括很多方面，如土壤、气候条件、灌溉水源、空气质量等。北魏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写道，山东的大蒜种到山西，就小如桔核；山东的谷子种在山西，就只长茎叶而不开花结实，这说明生活环境的变化会引起生物特性的变化，进而影响其功用的发挥。即如其言“一木之性，寒暑易容，若朱蓝之染，能不易质?”这说明品种以及产地决定了单味中药的不同偏性，即质不同则性不同，从而影响其“体”，则其“用”必然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其功效的发挥[4]。

川芎是一种非常常用的活血化瘀药物。有研究分析了川芎成分与生态环境相关性，发现川芎中阿魏酸含量随年平均气温的升高而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而川芎中多糖含量随着产地海拔高度的增加略有降低趋势，而其他气候因子与指标成分含量无显著相关性，川芎中阿魏酸含量与产地年均温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多糖含量与产地海拔高度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在川芎引种时须首先考虑种植地的年平均气温、海拔高度与传统道地产地的差异，方可达到优质的效益[5]。

中药中的无机元素经常是其他有机成分的中心原子，它们共同形成复杂的配合物，对中药生物活性的表达和化学成分的结构解析具有重要作用。必需的无机元素在药用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的生物合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中药无机元素也会参与人体的多种生理、生化反应，影响人体新陈代谢，进而起到防病治病作用。有研究测定14个产地95批当归药材中9种无机元素的含量，发现中药当归中无机元素分布与其生长的土壤类型密切相关[6]。

其他如甘草中甘草酸的含量,测定的产地越多，产地之间环境差异性也越大，所测数据的离散程度也越大。还有大黄、芍药、黄芩、黄芪、苍术等品种，不同产地间有的成分可相差10倍，甚至数十倍，从而会影响临床的疗效，这些值得中医界的思考[7]。

另外现代种植的中药多是依靠农药、化肥催生处理，其有效性与既往野生草药相差甚大，也可能存在药物以外的毒性。因此在药材种植方面，目前急需依据《种子法》、《药品管理法》制定具体的行政监管措施，把中药材种子培育纳入监管范围，制定和推行符合实际情况的种子资源评价体系和种质资源库[8]。也有学者提出了中药原生态种植是模拟野生的环境，比如区域、气候、供生等特点，开展中药原生态种植，以确保中药的品质。也有的叫中药的仿生种植、生态种植等，对于提高栽培药材的质量和产量，实现中药材的稳定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9]。

2.种植模式改变带来毒性增加

WHO对传统医药的要求是“安全、有效、稳定、均一”。传统中药的毒性主要来自药物本身或者配伍，如附子含有乌头碱过量则容易出现心脏毒性；关木通毒性主要与含有马兜铃酸相关；部分药物在配伍中也可能产生毒性，如十八反、十九畏等等。然而由于现代中药种植技术改变，广泛使用化学肥料、农药等，带来新的毒性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及美国、欧洲各国对传统中药、草药和保健品的质量要求日趋严格，已建立对微生物、防腐剂、重金属、残留农药、黄曲霉素等检查项目，并制定相应的标准和法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提示可能药物毒性特点和来源[10]。

目前同一药材可能因不同物种造成的品种混杂，质量无法控制；另外也可因分散种植、粗放管理难以保证药材品质的稳定，更不可能控制因大气、土壤、灌溉用水等的污染造成的药材中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及“农药”的含量[13]。另外由于我国农业的分散性、管理方式落后和农民自身素质偏低等因素，而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部分农民使用违禁农药。另外就是中药材种植常常带有很大盲目性，同时受季节和生产周期长等限制，市场反应迟缓，使药材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价格大起大落，也会导致质量的改变。

年一项有中国科学家参加的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工作组（KDIGO）制定的指南，其中一项就是不推荐使用草药治疗慢性肾脏病[11]，即4.4.5W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