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子治疫，几乎所有中医人都不相信吧？他们以为治疗瘟疫，无非清热解毒、滋阴添精、活血化瘀而已吧？

《素问·本病论》《刺法论》中提到的瘟疫，分为疫疠两种。司天失政为疫，司地失政为疠。五行五运感应五脏，每一脏都有疫疠之分。也就是说，金木水火土，温热寒凉燥湿都可以致疫。何况仲景家族亡于伤寒者十有七八。可见寒疫何其猖獗！

不但仲景书中的经方可以治疗寒疫，后世也有许多治疗寒疫之方。如圣散子方便是其一。所谓“圣散子方”，是北宋大文豪苏轼所传，并经他大力提倡，在宋明两代都很流行，还有刊本流传。

《东坡全集》卷三十四收有《圣散子方叙》和《圣散子方后叙》两篇文章。《圣散子方叙》说明了“圣散子方”来龙去脉：“今仆所蓄圣散子……其方不知所从出，得之于眉山人巢君谷。谷多学好方，秘惜此方，不传其子，余苦求得之。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巢初授余，约不传人，指江水为盟，余窃隘之，乃以传薪水人庞君安时。安时以善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欲以传后，故以受之，欲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圣散子方后叙》则叙述了疫病流行时，使用此药的效果：“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由此可知，苏轼从眉山巢谷处获得“圣散子方”，并将其传授给了好友、名医庞安时，希望借助庞的著作使该方传世。

两宋疫病流行的危害程度及发病频率和隋唐五代时期近似，据《三千年疫情》统计，北宋的疫病流行有22次，南宋有29次。庞安时（-），著有《伤寒总病论》，苏轼的《圣散子方序》及“圣散子方”均被收于其卷四“时行寒疫治法”条下。据黄庭坚撰《伤寒总病论序》，该书成于元符三年（），故可认定这是医方书中关于“圣散子方”的最早记录。

苏东坡在关于“圣散子方”的介绍文字里公开写道“昔尝见《千金方》三建散，于病无所不治。孙思邈著论以谓此方用药节度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乃知神物效灵，不构常制，至理开感，智不能知。今余所得圣散子，殆此意也欲。自主论病，惟伤寒至危急，表里虚实，日数证候，汗下之法，差之毫厘，辄至不救。而用圣散子者，不问阴阳二感，状至危笃者，连饮数剂则汗出气通，饮食渐进，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小热而阳毒发斑之类，入口即觉清凉，此不可以常理诘也。时疫流行，平旦辄煮一釜，不问老少，各饮一大盏，则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病，空腹一服则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宝也。其方不知所从出，而故人巢君谷，世宝之，以治此疾，百不失一，既得之。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不可胜数。巢甚秘之，此方指松江水为誓盟，不得传人。予窃隘之，以传蕲水庞君安时。庞以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故以授之，且使巢君名与此方同不朽也。”

圣散子。据宋刻本载，其方药有高良姜（麻油拌炒）、白术（去芦）、白芍（去皮）、藁本（去皮）、茯苓（去皮）、柴胡（去芦）、麻黄（去根节）、防风（去芦）、泽泻（去皮须）、猪苓（去皮）、藿香（去枝土）、细辛（去苗）、吴茱萸（汤洗七次）、独活（去芦）、苍术（去黑皮，米泪一水浸）、枳壳（去皮，麸炒）、厚朴（去粗皮，姜汁制，炙）、半夏（汤洗七次，姜汁制）、附子（炒制，去皮脐尖）、石菖蒲（忌犯铁器）以上各半两、甘草（炙，一两）、草豆蔻（十个，去皮）等22味，用以“治伤寒时一行疫病、风温、湿温，一切不问，阴阳两感，表里未辨，或外热内寒，或内热外寒，头项腰脊拘急疼痛，发热恶寒，肢节疼重，呕逆，喘咳，鼻塞声重及食饮生冷伤在胃，胸隔满闷，伤肋胁胀痛，心下结痞，手足逆冷，肠鸣泄泻，水谷不消，时自汗出，小便不利，并宜服之”。

年苏东坡结束第一次流放后复官，不久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外放杭州。年（己巳，其运气格局同于己亥）春天到达杭州（又是五宫之地），恰逢南方大旱后疾疫流行。苏轼即以圣散子方为主药进行治，其治疗效果一如他在第二年所写的《圣散子启》中所说，“全活不可胜数。”由于当时疫情特别严重，苏东坡还发动民间捐款支援抗灾，自己以身作则，捐出黄金五十两，加上集资，创办了一所病坊，名为“安乐坊”，收纳贫苦病人，这是我国历医院，是公私集资的传染病院。苏轼在这篇以个人兼杭州官方名义公布的启事中写道：“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州民病，得此药，全活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自立春后起，施至来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径以施送本院。”这更加使圣散子之名天下皆知，甚至有人刻石为铭将其方记录下来。

凡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此一时，彼一时，无论从大司天、流年司天，及日司天上都是不同的效果。运气格局的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治疗效果，甚至是负面效果。

最近比较流行的《三因司天方》，即是出于陈言，字无择，号鹤溪道人，浙江青田人，为南宋永嘉医派创始人。其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为诫后人慎之，将苏翁之序全文录下，并于“圣散子方”后特加评语：“此药以治寒疫，因东坡作序，天下通行。辛未年（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胜数，往往顷时。寒疫流行，其药偶中抑未知方土有所偏宜，未可考也。东坡便谓与三建散同类，一切不向问，似太不近人情。夫寒疫，亦能自发狂。盖阴能发躁，阳能发厥，物极则反，理之常然，不可不知。今录以备疗寒疫用者，宜审之。不可不究其寒温二疫也。”

陈无择首次提出了圣散子治疗寒疫的观点，并强调在疫病的诊治中“不可不究其寒、温二疫也”。《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成书于年，距离“辛未年”（）仅20徐年，作者对当时“圣散子方”流行的情况应是相当了解的。

尽管南宋时已批评过滥用“圣散子方”之弊端，但到了明代又忘记了先前的教训，“圣散子方”再度流行，明·俞弃的《续医说》云:“圣散子方，因东坡先生作序，由是天下神之。宋末辛未年，永嘉瘟疫，服此方被害者，不可胜计。”“弘治癸丑年，吴中疫病大作。吴邑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无一生，率皆狂躁昏瞀而卒。隐孙公之意，本以活人，殊不知圣散子方有附子、良姜、吴茱萸、麻黄、藿香等剂，皆性味燥热，反助火邪，不死何待。若不辨阴阳二证,一概施治,杀人利于刀剑。有能广此说,以告人人,亦仁者之一端也。”

什么叫好心办坏事,什么叫后悔不迭,当时的孙磬是最清楚的了。这不是圣散子之误,不是麻黄、附子、细辛之误，乃应用圣散子不当之误，乃是应用麻黄、附子、细辛之误。以一方统治百病而“一切不问”,不察地气、不明天气、不辩人气，能不偾事者几希!

明·张凤逵在《增订叶评伤暑全书》一书，明确地指出：“疫多病于金水不敛之年，圣散子寒疫挟湿之方而设，永嘉、宣和年间服此方陨命者，是因为以寒疫之方，误施于温疫而致。”清代伤寒医家尤怡也认识到因为运气环境不同，疫病有表、里、寒、温、热、湿之分，不可一概而论，并明确指出苏东坡圣散子之证，是属“寒湿”之疫，强调“法不可不备，惟用之者得其当耳”。温病学家吴鞠通，也指出了寒疫与温病的不同，并揭示出了寒疫与运气的关系，认为“六气寒水司天在泉，或五运寒水太过之岁，或六气加临之客气为寒水”，是寒疫发生的运气环境。

王朴庄运用大司天理论，对“圣散子方”在宋代治疗疫病前后迥异的效果做了分析，认为自黄帝甲子前三十年厥阴风木司天，后三十年少阳相火在泉开始，至苏东坡以圣散子治疫时，正值第六十三甲子太阴湿土在泉，而至辛未年时己交六十四甲子，相火已经开始用事。运气环境变了，而仍以温燥的“圣散子”治疫，难免会有贻误。陆懋修承其外曾祖王氏之学，对“六气大司天”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其著作《文十六卷·卷六·附：瘟疫病选方》中，再一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公谪居黄州，尚在六十三甲子，湿土运中，方必大效。至五十岁后，又值六十四甲子，相火之运，故至辛未而即有被害者矣。”

此六人之言，可谓切中肯綮，发人深省。不是麻黄、附子、细辛不能治疗疫病，是不能治温疫，但是可以治疗寒疫。不识天地人之气，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施治于药，也无非五苦六辛之烂。历历医事，明明在目，选择性失明者，竟然如过江之鲫多。不是故意为之，就是学识枉然。

附子治疗疫病，历来相传不断。

日本人源元凯依《岭南卫生方》悟出天明戊申（）年之表热里寒证。天明戊申年，为西元年，而自年至年，大司天为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年正属大司地之寒水之气。申年为少阳相火对化火不及之年，火不及则水克之，一片汪汪寒水之气。证同冷瘴，故用真武汤、茯苓四逆汤，或四逆、附子理中汤而治此疫证。甚至“邪传于胃，大热短气，心下鞕急其脉数疾如急湍。欲攻胃，则有害于肾；欲回下虚，反助上实”之证，也用真武汤，去术加甘草愈之，其为少阴太阳与太阴之证明矣。此病，时医尚依吴又可的《温疫论》投以柴胡辈，结果“延捱引日，遂至于危殆。”最后因为读《岭南卫生方》而悟得此表热实寒之证。

若天地之间无有五运六气以化生三阴三阳之病一事，则吴又可的达原饮既可愈崇祯辛巳之疫气，则当可以此方治愈天明戊申之疫病，何以前后用药如此之悬殊？若气运有变，阴阳必异病，则不明五运六气，达原饮自不能尽愈今后所有的疫病，此理甚明。同理，可知源元凯所遇之疫，与《岭南卫生方》所治之病不相涉。《岭南卫生方》所治之冷瘴，自有其运气加临的关系，源元凯所治愈之戊申之疫，宜为寒湿司天在泉所感生的太阳少阴与太阴三感之证。此事足可破《伤寒论》方只能治伤寒，不能治温病之疑；也可破《伤寒论》不能治疫病之迷。人之不能用《伤寒论》方法治疫病者，实不明五运六气与《伤寒论》之关系之故，致无法登仲景之门，探其骧实而已。

清·邵登赢于清嘉庆二十年乙亥（年）所著之《温毒病论》一书而言：邵氏自述曾治乾隆丙子君相司令之际（年、乾隆21年）的大疫。当时疫情：“沿门阖境，死者以累万计。”对于此症，邵氏云：“此疫邪直犯包络，入脏之症。清之、开之、攻之，终不免于死。”“如胸背周身稠密如织，其毒必重，屡斑发天毫缝者，即勉投黑膏、紫雪、金汁，人中黄等，如水投石、热反炽、神渐蒙，口秽杂近，营卫不行而死矣。又有日夜烦躁，斑见陷处色青紫，而腰以上反远进，此毒陷三阴，必死之证。”“予见病温之人，右脉搏大，愈按愈劲，不为指挠，狂烦大热如火，口秽喷人；欲得水饮，未尝不白虎清之，承气下之。然药自药，病自病，不减分毫而死，何也？”所以邵氏“勉以陶氏黄龙汤下之，十中亦救一、二。”

对于此证，医家见其大热神昏、烦躁、口渴，以为是燥症、火症，而不知阴症有格阳之热症，有烦躁之逆症，故虽见其毒陷三阴，仍不敢用热药。其实并非一见大热、神昏、烦躁、口渴，即可认定是火燥之症。犹之王海藏所治宝丰阿磨堆候君辅之学丞，虽见斑出、狂乱，由于身处寒水司天，故用姜附二十余两而愈。

此症发于年，而自年至年为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丙子年，丙为水运太过，子为少阴君火对化不足，寒水来克。可知天地一片寒湿。虽然子年君火与主客气相火生湿土，反见燥化，终究寒湿为重，所以清之、攻之、开之，终不免于死。若能有一医者，于大热烦渴之中，识破寒湿之真气，必可如源元凯一般，用附子、干姜愈此重疫。

近人以附子治疫也有传灯者。

翟冷仙（-），江苏省东台市人，平生勤勉好学，行医60载，学验俱丰，而于仲景之学造诣尤深，在临床和理论研究方面成绩显著。他运用大青龙汤加附子治疗“乙脑”、“流脑”及其后遗症的经验就是附子治疫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于某，男，10岁。因发热、头痛，继而昏迷、抽搐1天，于（甲寅）年7月24日初诊。体温38.90C，经脑脊液等检查诊断为“乙脑”。证见头痛项强，壮热无汗，口渴烦躁，两目上视，痉挛抽搐，神识昏迷，四末微厥，大便秘结，小溲自遗，口虽不噤但舌卷不能言，脉浮数。翟氏诊为“太阳少阴两感于寒”之温病，予大青龙汤加附子治之。药用：麻黄（去节，先煎去沫）、光杏仁、熟附片各lOg，桂枝、炙甘草各6g，生石膏（碎）60g，红枣6枚，鲜生姜3片。每日1剂水煎服，每隔3小时服1次。服2剂后已得汗出，体温降至37.80C，神志稍清，舌卷已伸，抽搐亦减，连服6剂，诸症消退。

“乙脑”为急性热病，属中医“暑温”范畴，临床一般以卫、气、营、血辨治，而翟氏从六经辨治获效。所谓“两感证”，即太阳与少阴俱病。《伤寒论》曰：“若感于寒者，一日太阳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满而渴。”翟氏认为，年处于第78甲子，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大司地。病者头痛项强、壮热无汗、脉浮，为感天地之寒邪，伤及太阳之表，致玄府闭塞，卫气不得发越；烦躁、口渴、脉数，乃表邪化热内传；肢厥为寒伤少阴之象。概言之，乃太少合病，故治以大青龙汤解表清里，加附子温经散寒，俾汗出、热退、寒祛而病除。

20世纪50年代,华北地区“乙脑”流行,石家庄地区采用了名医葛可民的处方,按“暑温”治疗,取得了满意的疗效。次年北京地区又流行“乙脑”,再采用此方却不灵验了,疫情难以控制。蒲辅周率领中医研究医院等,采取了辨证施治的方法,力挽狂澜,扑灭了疫情。同样是“乙脑”,治法却不同。这在非医学专业的人是难以理解的,在西医也同样是难以理解的。这一点只能让西医与中医来接轨,不可能中医和西医接轨。

年末，年初，己庚之寒湿疫，蝙蝠、穿山甲等野生动物只是纳米级病毒的媒介，运气不到，任你上蹿下跳也不会发病。运气密码一对，潘多拉盒子就打开了。五宫之地，下燥湿、上风寒，一片寒湿之气弥漫，大小青龙汤加附子主之，五苓散亦主之，圣散子亦主之。后来的治疫协定处方也印证了这一预测。不仅官方，民间中医更是有用附子、麻黄、细辛等治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量病案。如果李医生用了中医中药，也许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幺蛾子了。

哪有附子不能治疫的说法，都是外行话。

若不识运气，读破万卷，亦无识真经理趣何在？抄尽方药又怎知何方可愈此病？则一部医学史也只不过是一本糊涂帐而已。

金元间,疫情出现,不少医家以伤寒之方治疗,百无疗效，但后来出现了寒凉学派。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后来出现了善用石膏的余霖。SRAS的流行已经为我们上了一课，三年化疫说也就此传开。如今新型冠状病毒又乘着天地之戾气汹涌而来，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们为什么不射擒新型冠状病毒所承的这匹马——寒湿之天地气呢？

此事难知，此事便是天地之间事。

识得天地气，煮得人间味，皆是珍馐美馔。

随缘